樊锦诗为莫高窟留人才“贡献”房产

樊锦诗:为莫高窟留人才“贡献”房产

弘扬科学家精神·大家小事

正常情况下,一个人读到硕士研究生至少22岁,读到博士研究生至少25岁。接受了超过十五年的学历教育,一些高校与部分研究生,不仅存在于教与学的关系之中,也陷入了一段“债务纠葛”——高学历本应兼具高素质,研究生却成为“讨债”对象。

1.某高校涉及数千人,欠费4000余万元

多年前,敦煌研究院来了一位武汉大学博士,很有研究才能。为了工作,他和妻子长期分居两地,孩子寄养在外婆家。几年后,考虑到更好照顾家庭,他萌生了离开敦煌的念头,却始终放不下在敦煌的研究。

电话这头,马瑞明倒也没多说什么,应了几句,就挂断了电话。

樊锦诗说,对每个职工而言,有什么能比一家人安居乐业更重要?而对敦煌研究院来说,最重要的就是人才!

“这本账,我也知道怎么算,可就是缺那部分的钱。”由于学业能力问题,马瑞明没能按时毕业。延期毕业最直接的影响是,“再也拿不到每月2300元国家发放的生活补贴”。

“一直没有给家里贡献收入,也不好意思再伸手,向父母要钱。”在博士一年级那年,马瑞明结婚,生活的压力陡增。

研究生、恶意、拖欠学费,这三个词语任意组合,足以引发舆论关注。

人物简介 樊锦诗,祖籍浙江杭州,1938年生于北平,长于上海。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,1963年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(敦煌研究院前身)工作至今,被誉为“敦煌女儿”。

目前,马瑞明就读教育学博士,学制三年,学费1万一年。除了第一年,后两年均未按时缴纳学费。

“学校催缴的力度,与该高校的经济实力、国家财政拨款数额关系密切。”福建某高校财务处工作人员王乐透露。

这些年轻人留了下来,也成了“打不走的莫高窟人”。

“每年催缴学费就像例行公事。”在韦丽看来,“学校催缴的态度并不严厉,只是要求我们电话通知,走个形式而已。”她分析,学校对这件事并不上心,可能是学校的运转不单单靠学费,更多的是来自国家拨款。

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文凯,就是按照马瑞明“设计的路线”,在硕士毕业前,缴清了拖欠学校的一万余元学费。

如果真遇到经济困难,完全可以求助于奖助政策体系。

“因故迟交,跟风缓交,还不是最坏的情况。”东北某高校研究生院教师陈明介绍,“欠费学生中还有一群特殊人群——在职博士研究生。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,精力难兼顾,攻读博士学位的难度相对较大。一些人索性先不交学费,等到能读下来就交,读不下来就算了。”

按照现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,全日制学术学位研究生学费标准,硕士生每生每年不超过8000元,博士生不超过10000元。

依照韦丽的经验,接到通知后,有的同学第二天就去补齐,但也有同学会继续拖延,直到毕业,“有的是不催不交,有的是催了也不交”。

因为挪用了父母给的学费钱,研一刚开学,文凯就无法按时缴纳学费。一次与学长的聚会上,文凯听到了“可以缓交学费”的说法,“有钱没钱都可以先拖着,学校也不会催。”

但是,教育部曾多次发出《通知》,明确要求各地高校对已经结束学业并考试合格的高校毕业生,不许以任何理由、任何借口扣押学生的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。

每年开学、年底、毕业季前,韦丽最为忙碌。催缴拖欠的学费,是这位南京某高校助管的“份内工作”。

“现在,再回生源地贷款,不仅抹不开面子,手续还麻烦。学费欠着就先欠着吧,也不是什么大事。”马瑞明的坦诚让记者感到意外。

樊锦诗察觉到博士不好意思向院里提要求,就主动找到他说:“对你而言,有一处住房很重要,我就把兰州的房子处理给你。”然而当时已没有福利分房政策,兰州房价也涨了,博士还是有压力。

这则《关于学硕和博士生欠费(学费或住宿费)公示》,公布了52位欠费学生的学号,他们的欠费金额从540元到10000元不等。该《公示》的关键性信息是提醒“未能成功缴费的学生,均不视为成功注册”。

最近一次催缴在职博士学费,对方给出的说法是,“忘记了交费时间”,随即,迅速挂断了电话。

曾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,敦煌研究院副院长、院长;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、研究馆员,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。2018年被党中央、国务院授予“改革先锋·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”称号,2019年被授予“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”国家荣誉称号,并获得“最美奋斗者”称号。

经历过相似纠结的“敦煌女儿”樊锦诗把一切看在眼里。樊锦诗曾多次想离开敦煌,但为了保护莫高窟,最终扎根大漠五十余载。

电话那头是学院辅导员,语气平平。

部分学生习以为常,一些学校不重视。那么,拖欠的学费靠什么收上来?

“最后,我不可能不交。等我快毕业时候,学校一定会拿着学位证、毕业证卡着我。”他笃信,“只要博士顺利毕业,签了工作,一次性交清2万元的学费,应该不是难事。”

她深知,每一个放弃优渥生活来莫高窟的人,都怀有可贵的信念,都战胜了世俗意义上的诱惑和欲望。对刚来敦煌研究院的年轻人,樊锦诗直言不讳:“年轻人有三条道可走,一条是黄道,一条是白道,还有一条是黑道。黄道是做官,白道是发财,黑道就是做学问,在黑暗中摸索前进。到敦煌就只能走黑道了。”

不同的学校在如何处理拖欠学费的问题上,行动并不一致。

“我有责任为敦煌事业的发展留住人才。”樊锦诗说,“如果有朝一日我离开敦煌,大伙儿能说,‘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’,我就满足了。”

2007年,时任教育部财务司巡视员兼资助中心主任崔邦炎透露,有学生欠缴学费,原因并不是家庭经济困难,还存在少数恶意欠费的现象,“拖欠学费的高校,有的上千万元、几千万元,甚至上亿元”。

樊锦诗年轻时内向沉默,上台说不出话,照相靠边站。但她现在说话直来直去,大胆与人争论,着急时会跟人争执,有人说她严厉、不近人情,但樊锦诗无所谓,尽心尽力解决问题才重要。

拖欠学费到毕业前的“最后一刻”,是学校和学生双方都默认了,欠费的学生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。韦丽认同这一说法。

于是,他“缓交”了2016年、2017年两学年学费,共计1.6万元。没交学费,并未对他产生任何影响,文凯和其他同学没什么两样,“顺利入学注册,课正常上,考试正常考”。

(素材源于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)

2018年12月22日,考研学生走进江苏南通大学考点考场。新华社发

除了和导师做一些调研项目,获得“少得可怜的”劳务费以外,马瑞明没有别的收入来源。

“留下一个人才比留下一套房子重要!”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商量后决定,以博士能接受的最低价把房子卖给他,为敦煌留住了人才。

在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官网上,一则2017年的新闻并不起眼,但是表明校方的态度。

12月6日,记者致函教育部财务司,就全国范围研究生拖欠学费的情况进行采访。截至记者发稿,未获得回复。

过了十多年,记者调查发现,情况并未好转。

现在,马瑞明丝毫不在意欠费“这档子事儿”,而是最在意自己什么时候可以毕业。

尽管马瑞明所在高校和其他学校一样,有着覆盖面很广的奖助学金政策。按照正常逻辑,他完全可以先交上学费,再获得奖助学金,达到“收支相抵”。然而,问题就卡在这里。

2.学生欠费习以为常,学校催缴“例行公事”

在“仔细核对财务数据”后,湖南省一所高校的财务负责人向记者发来短信:截至目前,我校欠缴学费涉及博士生4000余人,累计欠费1700余万元;涉及硕士生9000多人,累计欠费2400余万元。

“想用‘两证’堵住恶意欠费的学生,这个办法根本行不通。”陈明多次处理研究生恶意欠费事件。他得出的结论是:“在这种处境中,学校就是弱势群体,要想做好研究生学费缴纳工作,还是要靠平时的引导和督促。”

拖欠学费在该校一定程度存在,一些学生对此习以为常,而校方的反应,也令人费解。

毕业证和学位证——似乎是少数能够震慑学生按时缴费的“武器”。

12月11日,距离2019年研究生考试还有10天。江苏淮安,淮阴师范学院考研的学生抓紧时间在图书馆内看书复习,做最后的复习冲刺。赵启瑞摄/光明图片

“学生学费收入是高校收入主要来源之一,在一定程度弥补了国家财政拨款的不足。对于一些中等规模高校,特别是地方院校来说,上千万的学费收入会直接影响学校正常运行,而对于财政拨款充足的知名高校来说,学费收入占比小,发挥的作用也不大。”王乐告诉记者,“拖欠学费的问题并未引起这些学校的重视。”

到现在,文凯都记得当时自己的第一反应,“心里打了一个问号”。在向学长们“多次确认”之后,文凯也下定决心——“缓交”!

在采访过程中,记者联系了多位拖欠学费的研究生。但他们中的大部分均拒绝接受采访——“不光彩”“不是好事,不好意思说”。

“现在,有的同学信用卡用得比较频繁,生活花销一大,就容易资金紧张”,韦丽推测,“当他们确实周转不开的时候,就有可能挪用学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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